匠心不改铸传奇！深圳第一台木质印刷机诞生于龙岗！

　　倘若你留心观察熙熙攘攘的龙岗老街总是不缺动人的故事和悠远的回忆信步于悠长的担水巷，逼仄迂回的巷道至今仍散发着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邻近的圩肚街上，偶尔从耳畔传来的三两汽车鸣笛声会让人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间产生一种莫名的恍惚感；穿过上街与下街，一片低矮破败的民房映入眼帘，这里，便是承载了无数龙岗人童年记忆的后尾坜。但是，如果你随意与一位沿街漫步的老人攀谈，或许他还能饶有兴致地将那些斑斓往事娓娓道来 昔日，这里的空气中总是飘散着一股油墨的芳香；昔日，宝文台的院子里总会在深夜亮起橘色的灯火，印刷机吱呀作响，与院外的虫鸣犬吠此起彼伏，犹如一曲烟火气十足的乐章……宝文台“重现”深圳博物馆。大型文史项目《龙岗记忆》第二季“乡愁印迹”第四十九期带你了解宝文台的故事名片宝文台印刷厂，由龙岗人刘东及其家人于1938年创建于龙岗墟后尾坜，为近代深圳第一家印刷厂，在深圳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信步于悠长的担水巷，逼仄迂回的巷道至今仍散发着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邻近的圩肚街上，偶尔从耳畔传来的三两汽车鸣笛声会让人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间产生一种莫名的恍惚感；穿过上街与下街，一片低矮破败的民房映入眼帘，这里，便是承载了无数龙岗人童年记忆的后尾坜。

　　呼啸前行的时光列车，让宝文台的身影在后尾坜的街巷中早已难觅踪迹。但是，如果你随意与一位沿街漫步的老人攀谈，或许他还能饶有兴致地将那些斑斓往事娓娓道来：昔日，这里的空气中总是飘散着一股油墨的芳香；昔日，宝文台的院子里总会在深夜亮起橘色的灯火，印刷机吱呀作响，与院外的虫鸣犬吠此起彼伏，犹如一曲烟火气十足的乐章……

　　宝文台印刷厂，由龙岗人刘东及其家人于1938年创建于龙岗墟后尾坜，为近代深圳第一家印刷厂，在深圳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东多次往来香港为粤赣湘边纵队带回字粒、油墨、纸张，提高了游击队机关报的质量。龙岗解放前夕，刘东冒着生命危险为粤赣湘边纵队印制35000个胸章，成就了深圳革命史上的一段红色佳线年，刘东将宝文台印刷设备捐赠给深圳博物馆。

　　在龙岗老街和田祖上村一带的老人中，“刘东”这一个名字在某一些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朴素的荣光与骄傲。“深圳印刷第一人”“大胆革新的发明家”……每每提起刘东身上这些生动而响亮的标签，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脸上总会浮现一抹兴奋、欢欣的神情。而从他们口中讲述的那些关于刘东的传奇故事，更是会让听者在脑海中想象着这位印刷业先驱风云激荡的人生历程。

　　1919年，刘东出生于龙岗新生田祖上村的一户普通客家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上下共有兄弟五人。不幸的是，除了他和五弟刘伦生外，其余兄弟皆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遗传性软骨病，从小下肢弯曲、无法直立。这样的变故，对这个本就清贫的家庭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自幼年起，刘东便不得不跟随父母外出劳作赚钱，为困窘的家庭分担经济压力。而这段苦难的童年经历也造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使他自小便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与稳重。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广东沿海一带掀起了一股下南洋的热潮。刘东一家人跟随下南洋的“大军”，辗转来到马来西亚闯荡谋生。在这个温热多雨的东南亚小国，刘东上了三年小学，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接受过的学校教育。

　　在马来西亚的十余年里，刘东一家用双手诠释了中国人的勤劳与自强。父亲终日以帮人缝制衣服为业，刘东则跟着大哥刘文刚学习雕刻手艺，渐渐掌握了一手娴熟的雕刻技艺。更重要的是，凭借好学上进，刘东不仅识得大部分汉字，而且对很多生僻字、繁体字以及字词典故都烂熟于心，为日后从事印刷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1938年，刘家举家迁回龙岗，在后尾坜老屋开了间雕刻小店，起名为“宝文台”，开始只帮人刻些印章，后来慢慢承接请帖、印戳、版画、雕刻等业务。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宝文台虽然规模不大、技术也难称先进，但它却是近代深圳第一家印刷厂，对后人研究深圳印刷事业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在深圳博物馆副馆长蔡惠尧看来，正是以刘东为代表的印刷业先驱们孜孜以求和不断探索，激励着深圳印刷事业一路披荆斩棘、破浪前行，使年轻的深圳后来居上，一跃为国内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

　　宝文台创建之初规模虽小，但一向热爱印刷事业的刘东早已在心中暗自立下宏志：他要把这间小店办成惠东宝一带口碑优良、技术领先的印刷厂。为此，刘东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努力。

　　当时，深港两地来往自由，刘东曾在香港见过国外的印刷机器，惊讶于其印刷效率之高、质量之优。因此，他时常一个人跑去香港，站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印刷厂门口，像个好奇的孩童一般不住地朝里张望。每当看到那些在生产车间里飞速运转的印刷机，他便两眼放光、沉迷其中，久久不愿离去。长此以往，刘东甚至连吃饭睡觉时脑子里想的还是印刷机的形状和印刷过程，这让他逐渐弄明白了印刷的原理，开始自己着手尝试制造一台性能优良的印刷机。

　　这个颇有些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意味的故事，如今听起来或许有些荒诞不经，在当时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944年冬天，在大哥刘文刚的帮助下，刘东终于造出了一台64开的木头印刷机。这台印刷机方头方脑的，如今看起来像个怪异玩具，可对于当时的刘东一家来说，却是莫大的鼓舞。“当时连续做了三天三夜的试验，边做边改，我大哥的眼睛都熬肿了。”刘东在生前的一次媒体采访中曾向世人隆重介绍过他的这台木头印刷机：看似木盒式的机器由两块开合板连接而成，一块压纸，一块放雕刻版和油墨，中间是着墨辊。随着压纸版开合，着墨辊自动完成了匀墨并着墨到雕刻版上的过程，放入纸张压一下，一张印刷品就完成了。

　　据刘东当年介绍，制作这台机器最难的是做中间的着墨辊。因为买不到橡胶，虽然知道行内有用熬牛皮制作的方法，但是火候、配方以及防腐的方法等都是保密的。刘东迎难而上，经过多次试验，最后用熬牛皮得到的胶状物与甘油混合，倒入中心折入铁丝的竹筒，冷凝成两端带轴的圆柱体形状，终于成功研制出匀墨着墨双功能辊。

　　“被生活逼出来的。”刘东生前曾用这样一句话总结当年发明印刷机的过程。一个“逼”字，个中辛酸或许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其中既有国家的苦难，也有家庭的重负。庆幸的是，性格坚毅的刘东靠着智慧与毅力发明了这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刷机。《深圳市志·印刷工业志》副主编张新华曾如此评价：“这台机器是深圳印刷史上第一台自制木质手动平压平雕版印刷机。它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独特却又全部符合凸版印刷原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功能，是完全创新的印刷设备。”

　　事实上，在64开印刷机大获成功后，刘东紧接着又制作了8开和16开的木质印刷机。这三台机器，让当时的宝文台开始有能力高效承印套色印刷品，如酒家庆典礼单、对联、冥币等，源源不断的客户从四面八方主动上门委托印务。“那时，方圆上百里没有谁不知道龙岗有个宝文台能搞印刷的……”如今，龙岗老街一带的老人对宝文台当年的繁盛景象仍记忆犹新。

　　如果说，刘东凭借着百折不挠的意志造出了深圳近代史上第一台自制木质手动平压平雕版印刷机，书写了深圳印刷史上的璀璨一页；那么，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的一次深明大义的选择，则成就了深圳解放史上的一段红色佳话。

　　“在解放龙岗前夕，宝文台与粤赣湘边纵队有着秘密来往。”据刘东的儿子刘百双介绍，当时粤赣湘边纵队也有自己的油印机和铅字小印刷机，但大多数都用在印制小开报纸《东江民报》，其他印刷品则需民众支持，宝文台就是当时为纵队提供帮助最大的一个。“毫不夸张地说，解放龙岗之前，粤赣湘边纵队所用的税票、胸章、文件，几乎都是我父亲接的单；印报所需的油墨、纸张，都是他到香港代为采购的。”刘百双说，其父亲最惊险的一次“接单”，当属1948年为粤赣湘边纵队印制3.5万个胸章。时至今日，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仍在龙岗老街一带的老人中流传着。

　　“胸章是巴掌大、长方形白布做的，蓝边黑字，正面印着‘粤赣湘边人民’，中间还有个红五星，背后则印上了姓名、年龄及发放时间。”刘东生前每每向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总是激动地说，“真是好危险，好危险呀”！原来，当时距离宝文台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是军队“保八团”的据点。因此，一开始全家人都坚决反对刘东接下这个活儿，但刘东却执意为之，因为他认为，纵队里很多人都是老乡，他们是为了民族解放才冒着生命危险参军入伍，他理应为他们做点事情。

　　为了完成这次印制胸章的任务，刘东周密地谋划好了应急之道：他在宝文台的后房挖了个大坑，坑里准备了一个大木箱。假如慢慢的出现在附近，他们就迅速把所有印制胸章的雕版、成品、半成品等放进箱子里，盖上盖，再用泥土杂物埋好。另外，刘东还准备了一整套雕刻麻将的用具，作为掩护之用。之后，这间小家庭作坊便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胸章：刘东的弟弟刘锡负责刻版、裁剪、裱纸，刘东夫妇印刷，老父亲缝制。当时，龙岗铺面上所有的白洋布料几乎都被刘东买光了，这引起了军队的怀疑，官兵到镇上查了好几次，都被他们幸运地躲过了。

　　除此之外，运送胸章的过程亦十分凶险。刘东让妻子将装满胸章的谷箩挑到了接头地点——龙岗老街上的联兴运输公司，谷箩上面用其他东西遮盖。妻子挑着担在前面走，后面有几名游击队员护送。最终有惊无险，胸章被安全运送到纵队。一位粤赣湘边纵队老战士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连连感慨：“边纵的军功章上，应该给为了支持解放事业而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刘东一家记上一笔。”

　　翻开刘东的人生履历，走近他漫漫人生中那些时常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最令人动容的是：这位从雕刻匠人一路走来的印刷业先驱，对印刷事业可谓倾注了毕生心力，这正应了那句话“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

　　“解放前，宝文台在当时的深圳可谓是一家独大，源源不断的客户带钱上门，既解决了刘东一家的温饱问题，又小有积蓄。”张新华介绍，令刘东家人不太理解的是，1948年，当一家老小还蜗居于后尾坜的老屋时，刘东并没有马上盖新房，而是拿着一大笔钱到了香港，买回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圆盘铅字印刷机——要知道，当时价值1000多元港币的圆盘印刷机能抵得上好几间店铺！

　　而在1950年初，刘东又从香港买进了一台切纸机。那时，九龙海关一带经常遭遇军队空袭，关口安全不能确保。一般人都是带机器过港，很少有人从香港带机器进来的。因此，当海关领导听说刘东要进口一台印刷设备时，十分重视，特别派人现场“护驾”，还叮嘱刘东最好傍晚进关，以确保安全。“刘东买进的这台切纸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龙海关批准进口的第一台印刷设备，可能也是新中国办理进口的第一台印刷设备。”张新华说。

　　1953年，政府在宝文台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龙岗公社印刷厂，由刘东担任厂长。在那里，刘东主要的任务成了培养学徒、技术人才以及为厂里规划管理方案，这一干就是30多年。退休后，刘东还是放不下“印刷”二字，后来他又注册了个人企业“文阁柯式印刷厂”，承接宝文台之前的业务。得知是刘东开的厂，龙岗的许多酒店、商场都主动把订单送到厂里。

　　1988年，刘东在香港漂泊了十年的小儿子刘百双回家了。他知道，父亲一直舍不得宝文台，舍不得离开印刷事业。于是，刘百双为文阁柯式印刷厂带来了香港的先进经验，并动手为父亲改装了一台国内鲜有的凸版印刷机。这台印刷机一上马就开办了凸字名片业务，使刘东的名字再一次闻名全国——那年头，能印凸字名片的印刷厂太少了，以至于很多人都慕名从全国各地汇钱过来请刘东帮忙印制名片。

　　看到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已入垂暮之年的刘东颇为欣慰。1989年，他正式将工厂交给了刘百双。但他还会偶尔到厂里去转转，摸摸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印刷机，拧拧那些不小心松动了的螺丝，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踏实和心安。

　　2006年4月20日，时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的杨耀林得知创办宝文台印刷厂的刘东想要捐赠一批文物给博物馆。当天下午，杨耀林便派出有关人员来到刘东家中，与其商谈文物捐赠的具体事宜。

　　在听完刘东的自述经历后，深圳博物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一致觉得，这批物品在深圳的印刷史和抗战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便和刘东详细商谈捐赠的具体细节，承诺这些文物“不会被偷、不会被虫蛀、不会发霉”，并将作为深圳博物馆新馆常设展览的一部分，展示给全市和全国的观众。这些承诺打消了刘东的顾虑，顺利地征集到了印刷机器、部分印刷样品和为印制边纵胸章作掩护用的木箱等。

　　杨耀林为征集到如此有意义的物品而欣喜，因为深圳博物馆“近代深圳”陈列中的一大弱点就是实物较少。同时，他又在思索，该如何向观众展示这批文物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只是简单的实物摆放，观众会不以为意，不能表现其背后的深刻意义。经过一番深入考虑，杨耀林决定复原宝文台。

　　“复原宝文台，使文物回到当时环境中，构成一个立体而丰富的空间环境，使观众有一种置身于历史场境之感，不仅能了解展品，还能了解当时的历史实况。”杨耀林介绍，博物馆除了原样复原了宝文台的大门外，还在房内左右两侧摆放展柜，陈列物品，如刘东发明的64开印刷机、刻章用的工具等。这样，当观众走进宝文台，就会感觉时间倒流，仿佛置身于上个世纪的宝文台内，进一步了解深圳的印刷业历史。